參與無國界 | “一帶一路” 六國經驗分享---應急與災害風險管理特別邊會回顧
  • 2026-07-24 21:30

2026年6月16日至18日,“2026廣州國際應急安全博覽會國際應急產業大會暨2026國際應急管理學會年會與基於INSARAG指南和方法論的國際人道主義救援論壇”在廣州廣交會展館成功舉辦。本次大會的主題為“全球視野築韌性,地方實踐強應急——減輕風險,提升準備,增強應對回應能力”。會議彙聚了來自全球災害風險管理領域的頂尖學者、應急管理實踐者、政策制定者及相關利益方,共同探討災害風險管理與韌性建設的前沿議題與創新解決方案。

在大會期間,無國界社工參與負責了一場特別邊會,該邊會由黃匡忠教授、Cherdsak Virapat 和 Bravin Zhang 共同主持,核心主題為“應急與災害風險管理(EDRM):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與發展”(SPECIAL SESSION: EMERGENCY AN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EDRM) -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S IN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邊會邀請了來自6個國家和地區的嘉賓進行了6場分享,內容涵蓋他們在災害治理、人道主義救援、心理支援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的經驗與見解,以下是對他們分享內容的回顧。

 
(部分分享者在會議現場:左往右: 土庫曼斯坦:Mira; 中國 Dr. Candy ZHOU; 迦納:Gabriel Owusu; 馬來西亞:Yuanfeng Chai )

 

01

土耳其地震應急管理政策與實踐及災後經驗

Dr. Levent Maziligüney和Asst. Prof. Dr. Salih Yılmaz(土耳其)

該場分享以2023年土耳其-敘利亞大地震為切入點,用三階段災害風險管理框架(災前減災、應急回應、災後恢復)深度剖析了“為什麼在幾十年的規範修訂後,災難性損失仍在繼續”這一問題。

建築安全問題並非單純由施工品質或結構設計造成,而是由七個層級共同作用形成:宏觀政策與立法框架、城市規劃與技術標準、開發商與承包商利益、建築與結構設計、施工與現場實施、建築投入使用後的改造與用戶干預、災後法律回應。而五大加劇災害治理失敗的因素是:審計市場存在利益衝突、建築特赦政策、規劃中缺乏岩土工程整合、入住後的監管空白,以及缺乏結構工程專業化。

土耳其自1999年瑪律馬拉地震以來,雖然應急救援能力確實有了顯著提升,但2023年卡赫拉曼馬拉什雙震的災害規模遠遠超出了應急系統原本的設計能力,再強的救援體系也無法彌補幾十年來積累的建築脆弱性。調查顯示,倒塌建築中最常見的缺陷是混凝土強度不足和鋼筋細節缺陷,其次是危險的土壤條件和未經批准的結構改造;由於鄰近省份自己也成為災區,在關鍵的“黃金72小時”內,原有的省際互助網路(IRAP)失效;在災後問責方面,目前的模式過度集中於懲罰現場級別的個體(如工程師、承包商),而忽視了更高層級的制度性問責(如治理決策、規劃失敗和監管結構)。

講者呼籲:在減災階段實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微觀區劃和有條件的特赦;在回應階段建立多層級的應急預案和更快的指揮啟動機制;在恢復階段,必須將行政問責制延伸至決策層,通過建立獨立的重大決策審查機制來防止災難重演。

 

 

 

p.s. Dr. Levent Maziligüney是一位多元領域的跨領域專業人士,主要在土耳其從事法律諮詢與顧問服務。無國界社工在地震一週年後回訪土耳其地震災區時,Dr. Levent Maziligüney以及他所在的建築師協會熱情接待了我們,並詳細介紹了當時土耳其地震的信息模擬圖,以及強調科學的建築結構如何可以在當時的災難中避免倒塌。

02

從救災到抗逆力:分析社會工作者在國際人道行動中的決策能力

Dr. Candy Zhou(中國)

在這個環節,無國界社工分享了在跨國災害回應中的一線實踐---2025年緬甸地震和2024年泰國清萊洪災的災後社區行動經驗。他們提出一個從救濟到復原的動態模型,強調社工在應對災難時,應超越傳統的被動反應,轉而採用一種持續且整合的決策模式——干預應貫穿備災、回應、恢復和減緩的所有階段,並覆蓋社會政策、社區、家庭和個人四個維度。

社會工作者需在正式培訓與當地文化、制度環境的摩擦中進行動態決策。在2025年緬甸7.7級地震中,面對基礎設施損毀及衝突與准入限制,無國界社工無法單獨行動,根據現實制約調整自身的專業角色,轉而與其他救援機構合作,賦能當地機構主導動員與物資分發工作,從緊急救援轉向風險減緩。在2024年泰國清萊洪災中,面對複雜的無國籍邊緣人群問題,無國界社工將自身定位為連接者、支持者和能力建設者,致力於將當地非政府組織與國際資源對接,聚焦賦能、能力建設及防災教育,舉辦了社區韌性與自救技能工作坊,幫助弱勢群體建立主動抗逆力。

災難社會工作者需具備跨文化、跨國界的核心能力,包括:在混亂中迅速建立融洽關係的“富有同理心的危機應對技巧”;超越單純基於假設的 “敘事評估能力”;跨越醫療、應急等多部門的“跨學科協調能力”;以及為社群構建“心理盔甲”、從救援邁向抗逆力的長遠眼光。

 

 

03

馬來西亞應急與災害風險管理:2021年巴生穀洪災的經驗教訓

Yuanfeng Chai (馬來西亞)

Yuanfeng以 2021年馬來西亞巴生穀(Klang Valley)歷史性嚴重洪災的案例,深入剖析了極端降雨、快速城市化、排水基礎設施不足以及預警與應急回應機制的缺陷,如何共同導致了馬來西亞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洪災之一。

雖然極端降水是誘因,但導致慘重損失的核心原因是治理能力的缺陷,特別是預警與行動之間的脫節、破碎的指揮體系以及過度開發的城市空間。從預警到行動的滯後體現了治理體系的失靈,疏散指令的滯後削弱了氣象預警的實際效用,許多居民並未收到可據以行動的疏散指令且應急啟動機制在不同部門與各級政府間呈現碎片化狀態,救援力量在洪峰過後才抵達現場;其次,罕見的極端降雨導致本已不堪重負的排水系統超負荷,暴露了建設模式的問題,包括蓄洪區被道路與建築所取代、削弱了系統的自然緩衝能力,這種排水設計將強降雨轉化為了災難性的城市洪災。

分享人提出了一系列從短期到長期的政策建議,針對預警未轉化為實際行動,應制定標準作業程式,明確各級警報對應的必要行動;針對協調工作缺乏統籌,應採用統一的事件指揮體系和共用的數位化協調平臺;針對應急資源有限,應增加防汛專用設備,並在季風季節前預置各類資源;針對公眾風險意識薄弱,應加強演練、學校與社區教育,並通過多管道開展風險溝通。核心理念在於必須建立一個將氣象預測、統一指揮、城市規劃與社區備災緊密結合的聯動機制。

 

 

04

氣候引發的複合型水文氣候突發事件與EDRM政策演進:中亞韌性的縱向分析

Mira Mahri Annakuliyeva (土庫曼斯坦)

Mira分析了中亞地區在2014至2025年間面對氣候誘發的複合型水文氣候災害時,其政策演變與區域韌性的提升歷程。

中亞地區變暖速度遠超全球平均水準,預計到2030年區域氣溫升幅將突破2℃的臨界點。這種快速的氣候轉變已經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跨國境壓力測試,最典型的包括2020年薩爾多巴(Sardoba)水壩潰壩、2021至2022年橫掃該區域的乾旱,以及2024年哈薩克的特大洪水。這些複合型危機徹底暴露了該地區相互交織的“水-能源-糧食”網路中的脆弱性,凸顯了採取協調行動的緊迫性。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中亞各國從被動的災後救援向主動、預測性的防災準備做出轉變。戰略里程碑包括在立法上與聯合國《仙台框架》廣泛接軌、2025年啟動區域城市韌性聯盟,以及共同致力於“全民早期預警”倡議。在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和聯合國減災辦(UNDRR)的支持下,現代化的防禦機制已投入使用,包括人工智慧驅動的預期行動平臺、基於衛星的跨界風險監測,以及即時的社交媒體資料採擷,以便在災難來臨前優化人道主義部署。

儘管在技術和制度上取得了進步,當前仍存在系統性瓶頸。要實現全面的區域韌性,利益相關者必須積極打通“最後一公里”的溝通障礙、為高海拔冰川監測部署更密集的儀器,並將社會心理因素更細緻地納入地方應急預案中。

 

 

05

戰時18-25歲烏克蘭青年的創傷後應激症狀

Alesia Tychonova (烏克蘭)

Alesia通過線上問卷定量分析了206名18至25歲烏克蘭青年在戰爭環境下的心理健康狀況,重點分析了創傷後應激(PTS)症狀與戰爭壓力之間的關聯。

研究發現,儘管多數青年的心理狀態尚處於適應範圍,但個人因素(如情緒和認知)與PTS症狀的相關性最強,其次才是總壓力、社會因素和安全威脅。在性別差異上,女性在PTS症狀及所有維度的戰爭相關壓力(個人、社會、安全)上均顯著高於男性,這與全球關於女性較高情緒敏感性的研究結果一致。

干預措施必須“預防與治療並重”。心理支持不應僅僅聚焦于讓受害者反思過去的創傷,而應側重於減輕日常的情緒壓力,通過提升自信、壓力應對和情緒調節能力來強化“個人資源”。同時,促進社會化和社區支持至關重要,以防止年輕人輕度的應激反應演變成臨床心理疾病。

 

06

城市與氣候壓力下的災害治理:2015年阿克拉洪水及迦納應急與災害風險管理的演變

Gabriel Owusu (迦納)

2015年迦納阿克拉市發生致命洪災,極端降雨引發的洪水湧入加油站引發連環爆炸。災難不僅僅是自然危害,更是治理結果的體現。這場悲劇背後的結構性驅動因素包括:缺乏充足排水規劃的快速城市化、非正規定居點對水道的侵佔、分區和建築法規執行不力,以及制度上的碎片化。

雖然迦納已建立起以國家災害管理組織(NADMO)為核心的多級治理架構,但在實際運作中面臨嚴重的預算和物流短缺、城市規劃執行力弱以及資料和技術缺口。2015年之後,雖然迦納啟動了下水道基礎設施審查和國家環境衛生運動等改革,但這些舉措大多是“漸進式而非變革性”的。迦納目前的應急管理體系仍然停留在“災後回應”模式,缺乏對《仙台框架》中“防災預防”理念的深度落實。

這一案例為其他經歷快速城市化和氣候脆弱性的國家提供了警示:災難是對應急制度的壓力測試。加強土地使用執法、引入數位預警系統,以及建立綜合性的減災框架和國際合作,是防範此類悲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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